社團法人中華民國紅鼻子關懷小丑協會
台內團字第1050092644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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紅鼻子醫生是台灣唯一的專業醫療小丑機構。自 2017 年起，受台電「公共藝術計畫」支持，在高雄地區啟動長期服務，成為全台唯一以醫療小丑為主題的公共藝術案。隨著本計畫將於 2025 年進入尾聲，特邀三位學者撰寫系列專文，從公共藝術、社會參與等角度，紀錄這段歷程，作為階段性成果的展現與檢證。
作者｜簡子傑（國立高雄師範大學美術學系副教授兼系主任）
按照與協會承辦人的約定，[1]我在表演開始前就先抵達醫院，被領著進入一間四五坪大小的小型休息室，與兩名正在著妝的小丑醫生說明來意後，她們就繼續聊今天的服務名單，一邊還撥彈烏克麗麗輕聲吟唱，房內的小桌上有化妝用品與表演道具，旁邊還有另一位喝著手搖飲的女性在滑手機，因為身著便服，一開始我以為她也是小丑醫生，直到有個敲門進來拿飲料的護理師和她閒聊幾句，我才知道滑手機的女性也是護理師，這間休息室不只是小丑演出的後台，同時也是護理師的休息室。
在簡短的交談中，我說明我的角色是獲得擅闖後台權限的藝評人，我的工作是要為她們的表演撰寫文章，不過我沒料到會遇到護理師，並觀察到她們之間那並非表演的日常互動。
大概是因為我的當代藝術背景使然，對於空間屬性的切換總是感到興味盎然，這是一個在醫院內部卻不具醫療功能的特殊房間，裡頭堆放著護理師與小丑醫生的雜物——巡迴演出的小丑醫生需要一個臨時性的後台，但護理師休息室對於通常作為病患或家屬以進入醫院的我們來說，卻是從未想過能夠進入的後台，這個私密的內部還讓我注意到上台前的小丑醫生與護理師正在閒聊的場景，雖然分屬不同專業領域，但在這個卸下角色身份的隱密空間，彼此很能無違和感的並存。
之後表演開始，我跟著小丑醫生的輕快步伐走進兩側都是病房的醫院廊道，表演並沒有在空間切換之後就立即展開，小丑和先後遇見的幾位護理師和病患家屬閒談，她們像是彼此認識很久，在瞭解病人狀況，所謂的表演更像一種漸進式的間歇過程，她們逐漸表現出不同於在休息室裡的沈穩狀態，語氣變得越來越鮮活有朝氣，稍後在與病患家屬聊天時，還開始穿插了一些介於日常關心與表演的橋段，熱絡的情況更像我們遇見天性外向的嗨咖朋友，聊天內容有點失控但偏歡樂，不過因為已經進入診療區，我也能聽見忙碌的護理師、醫生與志工製造的各種有關醫療的語言聲響，這個疊合了醫學與表演藝術雙重場域的地方就是紅鼻子醫生的舞台區。
在台大兒童醫院時，我幾次聽見紅鼻子醫生跟不同房間的病童說了「這個也可以拿來擦屁股」，從病童的笑聲來看效果相當不錯，至於是什麼可以拿來擦屁股，則隨著每間病房與病人當時的狀態而有所改變，我發現在這些表演中並沒有可以確切地稱為「道具」以為小丑增色的典型物件，唯一不變並且能產生辨識效果的道具，無疑地是小丑醫生臉上的「紅鼻子」，至於她們背在身上但不見得在每間病房都會彈奏的烏克麗麗更像是裝扮的一部分，不過我也聽到紅鼻子在北榮走廊上用烏克麗麗跟一位老北北合唱愛國歌曲。
但是在需要彈奏時，小丑醫生的歌聲音樂倒也不至於會蓋過前述醫療聲響，例如在經過護理站時我也聽到實習醫生說「染色體報告出來了」，而紅鼻子則在距離不遠的病房內假裝病童在櫃子或冰箱裡面，我注意到紅鼻子很愛假裝沒看到病童，這種在這裡或不在這裡的遊戲當然有其適用年齡，但相對於護理站的醫療聲響所具有的決定性力量，聽在我這旁觀的藝評人耳裡，在不在這裡卻有另一種令我感到難受的諷刺，但小丑醫生的假裝卻對病童帶來了另一種屬於遊戲的力量，在或不在這裡也意味著他們從病患的身份短暫地登出，孩子們的笑聲是他們進入遊戲的證明。
某位大概是法國來的思想家曾說「遊戲是忘卻起源的儀式」，當我一邊也在思索紅鼻子的表演藝術意義時，我想至少就兒童病患來說，小丑醫生之所以能製造出這麼多笑聲，更重要的或許是藉著遊戲帶來的短暫遺忘——我看到紅鼻子對某位病童說「你的食物好香」並做出虎視眈眈的樣子時，空腹的藝評人也很好奇小小病患今天吃的是什麼午餐，但就在兩位紅鼻子因為爭論著到底有多香而開始捏起對方的紅鼻子導致喘不過氣時，我也觀察到在病童的笑聲中一旁的大人也忍不住揚起嘴角。
紅鼻子的表演相較於因為生病而不得不進入的醫學系統，或許正像是遊戲與儀式的人類學區別，起源總是肅穆並將一切歸於秩序，紅鼻子帶來的短暫混亂則遠遠地拋開秩序，不僅讓作為觀眾的病患得以脫離他們之所以在這裡的角色身份，觀眾席的位子也從病床擴及旁邊的陪病家屬。
當然，也有幾間病房婉拒了紅鼻子的演出意願，有的可能是碰巧在睡覺休息，但在跟隨紅鼻子於醫院廊道穿梭時，我不經意地聽見一位出來講手機的家長正在詢問如何申請低收入補助，很多時候這些面臨著生死交關的嚴肅性的觀眾並不歡迎表演，而這也說明了，即使紅鼻子面對的相當固定的一群包含病患與陪病家屬的觀眾，這群觀眾對表演的預期卻不一致，這種不一致大大地增加了表演的困難度。
不同於在制式劇場中觀眾最嚴酷的要求是一場令他們滿意的表演內容，醫院中這群觀眾的不一致——卻是由於對自身作為觀眾身份的拒絕，那些年紀或大或小的觀眾並不想成為觀眾，那些圍繞在觀眾身旁的觀眾也不想成為觀眾，他們有充分的並不願成為此時此刻情境下觀眾的感覺預設，事實上，我們要接受原本屬於醫療行為的「表演」就已存在著高度困難，更何況紅鼻子的表演涉及的是藝術。
如果我們必須為存在於紅鼻子醫生裡的藝術劃出一條與日常生活有別的界線，我會說這個結界從紅鼻子離開休息室前就已經開始，當紅鼻子與護理師話家常，並且表現出與陪病家屬像是認識很久時，這群擁有表演藝術專業背景的演員就已脫離了她們原本熟悉的演出軌跡，離開休息室後她們進入的不再是一個界線清楚的舞台，在失去第四面牆的慣例保護後，等待小丑的是傷口與創傷，包括由不可見的微生物與宏觀經濟所帶來的各種混亂困境，她們正在從事的是在醫療體制於有限資源下追求最大治療效果的目的性卻仍難以涵蓋一切的縫隙工作。
這當然是困難的藝術，但藝術就只是發生在這樣的縫隙中，在她們試圖療癒這群對於是否接納表演仍不一致的觀眾時，在她們從劇場框架下的表演藝術工作者轉變為紅鼻子醫生的語氣與姿態中，病患與家屬獲得了彌足珍貴的喘息時間，並得以為癒後人生尋覓不同於病患的角色身份。
在這個只能憑恃勇氣來和現實進行較量的生命舞台中，紅鼻子醫生必須立即形成另外的一個小丑邊界，但無論這個由表演藝術添補而成的邊界有多堅固，她們也如同病患持續遭遇一個又一個的未知，而且每個舞台都與另一個舞台相互隔離卻又相關，當病患在醫學體制的權威性籠罩下不得不在病房中屈從地敞開自己的身體——這當然意味著放掉隱私與自身的身份認同——紅鼻子醫生則是藉著藝術之名將真實的自我隱蔽在小丑的角色設定中，但她們卻也藉著紅鼻子邀請觀眾一同加入這場扮裝遊戲，以舞台的力量奮力地揭示，無論生命本身有多赤裸，仍值得我們奮力一戰以重獲新生。
但也是需要經由病患的參與，要他們一起能動用想像力，演出才得以創作出新的情境。有一次紅鼻子進入一間病房，陪病的阿嬤跟小丑醫生說，病童因為開刀目前只能仰躺著，於是在紅鼻子抓住小朋友不能平視的梗，再度輸送了一波「你在這裡嗎？你不在對不對？」的喧鬧遊戲（當天我大概聽了第五次），被紅鼻子故意視而不見的小病人被逗得呵呵，不過他沒有抗議，反而為了創造出新的情境回答說：「你們要在飛機上才能看得到我！」
[1] 我一共參與了兩次紅鼻子醫生演出，第一場於2024年1月12日在台北榮民總醫院，第二場2024年3月29日在台大兒童醫院，兩場次一共四位紅鼻子醫生都為不同人，但皆為女性，本文有時出現「她們」指的都是紅鼻子醫生。
簡子傑
藝術家、藝評人、策展人；國立高雄師範大學美術學系副教授兼系主任，國立臺南藝術大學藝術創作理論研究所博士，專業領域為當代藝術與藝術評論。曾任教於國立臺灣藝術大學、國立臺北藝術大學等校，長期投入臺灣當代藝術研究、評論與策展實踐。歷年策畫展覽涵蓋關渡美術館、朱銘美術館及多項公共藝術計畫，亦參與國家文化藝術基金會與藝術教育基金會等研究計畫。其工作結合理論與現場實踐，致力於拓展台灣當代藝術的評論視野與公共藝術的社會連結。
